张天男：一支用蒙古刀削尖的中华牌铅笔

◇诗坛春秋

                         一支用蒙古刀削尖的中华牌铅笔

                            ——《蒙古密码》作者特·官布扎布访问记

○张天男

“因为生命是孤独的，所以宗教寸步不离地陪伴着它怯懦的灵魂；因为生命是枯燥的，所以文学和艺术竭尽全力地愉悦着它烦躁的心灵；因为生命是苦难的，所以哲学以高深的智慧为它探寻着解放的途径”。

——特•官布扎布《蒙古密码》

一

布和特木勒是草原上有名的蒙医，上世纪六十年代，在他被带走之前，他的小屋里一直弥漫着一股麝香、犀牛角和藏红花的混合气味儿。自从1969年被打成内人党之后，他家的屋顶上就升起了一面不落的白旗。在春风的吹拂下，这小小的缎面儿很快就飘扬成了一块心病。为了消灭这块心病，他的三个儿子奋斗了多年——这其中就包括——“常常在饥饿中醒来”的特•官布扎布。

诗人阿尔泰在一篇文章里告诉我：“特·官布扎布清楚人们想知道什么，也清楚应该以什么样的内容和形式回应他们。他一手拿着放大镜，一手握着望远镜，不仅发现了祖先的踪迹，并且解读了600余年的马背风雨”。

而评论界也普遍认为，“《蒙古密码》会在若干年后，成为诸多研究蒙古史绕不过去的一本大书”。唉，到我这个年龄，除了死神和酒，绕不过去的东西已经不多了——除非像马航那样，存心要偏离目标。2014年的春天比往年来得更早一些，我决定突访这位老友。他的办公室离机场很近，在马航失联的日子里，我决定加强和所有人的联系。

进门一看，啊，他的手里既没有放大镜，也没有望远镜，只有一副新时代的老花镜，和一支崭新的、用蒙古刀削尖的中华牌铅笔。他的头发已经花白，微微一笑，几条鱼尾纹便荡漾起来，并被卡在颧骨以上。他是忙人，电话不断，我们立即进入主题。

如你所说，“草原是一种景色，更是一种思想”。曾以720万元版税荣登中国作家富豪榜的 姜戎先生，在《狼图腾》一书里，将蒙古人的祖先一口咬定为苍狼白鹿。根据他的理论，似乎只要在每个人的屁股上打上一针狼血（记得当年也曾打过鸡血，结果让一部分人先得了鸡瘟），我们的民族立刻就会像狼一样凶猛起来。

思想不等于联想，更不等于浮想联翩。蒙古民族从来没有把狼当作自己的祖先。《狼图腾》说蒙古民族是世界上最虔诚信奉狼图腾的游牧民族，这是彻头彻尾的错误论点。在《蒙古秘史》中，没有半句以狼为祖的内容。我在翻译《蒙古秘史》时，怎么也未能品味出这是“以狼为祖、以狼为师”的结果。其实《蒙古源流》的作者萨冈•彻辰，以及另一个官布扎布——《恒河之流》的作者公•官布扎布，都曾断然否定过苍狼白鹿说。

他递上一杯茶（一杯独创的红绿混合茶），又破例点着了一支万宝路。正如一个徐徐拉开的抽屉，我的内心涌进一股早春的阳光。他说起姑娘几天后就要出嫁，细长的眼里闪过一丝柔情。这让我想起了老哈河畔——那首著名的蒙古送亲歌。很快，他的情绪就领导我回到了火红的年代。

你一直倡导并坚守“具有历史高度、思想深度且有社会责任的写作”，然而当今社会，这样的作品真的会有人“采购”吗？一个作家，是忠于市场，还是忠于自己，这是个问题。就好像——哈姆莱特——生存，还是死亡？

一个作家完全可以既忠于市场，又忠于自己的内心，这样的作品肯定会有人采购，否则，《蒙古密码》就不会畅销至今，而《蒙古秘史》新译本也不会出现盗版。我坚持认为，读者的认可和赞许是作品最顽强的生命力。我从不相信会有不承担任何责任的纯粹写作。

某年，大青山下，如意河边，我曾向来访的梁晓声先生请教过同一问题，他认为在商业时代，嘴是可以暗地里计价出租的——正像马克•吐温所说：“如果金钱在向我招手，那么无论是《圣经》、地狱，还是我母亲，都决不可能使我转回身去。”

真正的文学绝不会见利忘义，真正的作家一定有自己的定向与定力。一方面，他有权从作品的流通中获得经济利益；另一方面，他还肩负着引导市场、用精神的力量创造市场的责任。文学面向市场，但不等于无条件地服从市场。

换一个话题。黄仁宇说：“蒋介石、毛泽东和邓小平在人身方面或者互相敌视，在宏观历史的角度看来，却代表着一种连续运动之三个阶段”。成吉思汗及其子孙，建立了世界上最强大的帝国。然而毛泽东却说，成吉思汗不过是一个“只识弯弓射大雕”的“老粗”。

他不是也承认，成吉思汗乃“一代天骄”吗？蒙古人经历了一千多年的英雄主义熏陶，成吉思汗将它演绎到了极致。对于蒙古人极其历史来说，成吉思汗是说不完的故事，唱不完的歌。中国版图，其整体的、不可分割的尊严，应该成为该版图所有居民的至高崇拜。

《蒙古密码》被包明德先生誉为“荣耀和创伤激发的诗情书写”，又被雷达先生誉为“赏心悦目的大历史解读”。你在书中写道：“在中国，黄河中下游的中原大地就是我们中华民族这块生存版图的中心区域。于是，挤入中原，与中原大地进行无障碍对接，就成了我们东方各民族版图认同的心灵指向。就在这心灵指向的一次次对接中，一个伟大国家的版图就连接形成了。”——这样的解读非常新鲜——你似乎在有意“翻动历史的水池”啊。

我的确说过，历史如果与现实无涉，我绝不会翻动历史的水池。虽然上述表述带有某种诗化的成分，或者很强的感情色彩，然而对诗人来说，诗意有时比理性更真实、更强大。试看《史集》、《蒙古秘史》、《世界征服者史》，哪一部不是诗意盎然？在蒙古人的血液里，流淌着一种来自祖先的抒情基因——对，孤独的抒情基因。

文革以后，像许多人一样，我患上了严重的历史追问症。我想剽窃一下雷达先生对上述结论的小声追问——“这样的解读，突出了爱国主义，但是否符合历史上民族纷争的深层原因，是否用无障碍掩盖了某种无法跨越的障碍呢？历史上民族间征战不息的真正原因是什么呢”？

我无意把真实的历史改编成一部人造的历史，更不想给读者提供一个血肉全无的历史骷髅。只有循着民族人群对生存利益的追求和对天然一体的生存版图认同之脉络进行考察和思考，我们才能够找到那些本真意义上的国家与民族的发展、演化的每一个脚印、每一个细节。

几年前，当你闭门谢客、停烟戒酒，用一支中华牌铅笔一笔一划写作《蒙古密码》时，似乎已经预见到了雷达先生的这一提问，并且以一个蒙古人真诚而坦率的方式，提前回答了这一问题：“无论是一个人，还是一个团体，或是一个民族，一旦陷入仇恨的怪圈，就等于把自己放入了不知停转的绞肉机里，欲罢不能地付出下去，而胜利只会属于仇恨这个怪物”。

我不会改变上述观点，一支中华牌铅笔，同样可以清晰地描绘出一个英雄民族走向未来的高大背影。

二

差不多三十年前吧，敕勒川，阴山下，在一次有贾漫、安谧、阿尔泰、赵健雄、雁北等人参加的诗歌研讨会结束后，我平生第一次和特•官布扎布先生坐在了同一张酒席。像众多城镇化的草原牧民一样，他面带微笑，团结友爱，寡言少语，用来应酬的词汇极为有限。一张马背民族的脸线条简洁，从颧骨到下巴，一气呵成。那时候，我敢打赌，他那“视力1.5的聚光小眼”（你自己说的）早已明察秋毫。

那一年我20郎当，却已经是一所重点中学的班主任，和一个心浮气躁的本地诗人了。甭说他人，就连自己也放不在眼里。总之，八十年代，被林冲挑在红缨枪上的那个酒葫芦，就是我人生的最高境界。那天喝到半夜，我把所有人都骂了，据白涛说（但愿他当时烂醉如泥），其中就包括当时坐在我对面的、像一棵青草一样坚韧不拔的特•官布扎布。

全世界现存6500种语言，每过14天，就有一种语言消失。因此，我对那些坚持用母语写作的人充满敬意，并且对歌德所谓“民族文学在现代算不了很大的一回事儿，世界文学的时代就要来临了”这句话耿耿于怀。我还记得你在《祖国》这首诗里深情地写道：“我从父亲颤抖的手中接过医学宝典”（还有一个小药箱，里面装着残酷的命运。后来你含泪还给了父亲）。那时候——“遥远的草原/整夜/在我的窗台上凉丝丝地鸣叫”。

高中以前，我基本上不会说汉语。我的写作是从赞美故乡开始的。多年后，我收获了诗人的荣誉。我的三部诗集均以母语写成。蒙古民族不仅有呼麦、长调、马头琴，还有伟大的诗人。我主张诗的心灵化写作，我从不认为会有脱离本土生存形态的国际语境和人类视野的存在。

一百部崇高的作品里，至少跳动着九十九颗崇高的心灵，反之亦然。问题是，一个人的心灵——无论其崇高还是卑贱——又岂能用另一种语言破译？尽管如此，你还是把李准的小说、席慕容的诗歌从汉语译成了蒙语（二人均为蒙族，哑然失其母语），如鱼饮水，冷暖自知。

你可能完全无法理解，当我用汉语表达的时候，我的思维却可以属于母语。母语，是我的根，我的灵魂的故乡，也是我创作的源泉。刚才你问到母语诗歌创作对我汉语散文写作的影响，我想最重要的影响是——一种被诗歌点燃的激情——这或许和基因有关，其次才是思维方式，还有对语言的敏感，等等。

诗人海日寒认为，你的第三部诗集《二十一世纪的钟声》，“展现了现代蒙古人灵魂的困惑、迷茫与怅惘。诗中的自我经历了从英雄到游魂的溃变，最后湮灭为一种无力、无奈与无重感的生命之轻”，这与今天的你简直判若两人。

你刚才提到的——我要用问号/重新整理一切。那震撼大地的马蹄声/已渐渐远去/我的心/跟着/被枪声惊飞的老鹰。——我早期的诗歌更像是一种青春期的躁动。随着年龄的增长和阅历的延伸，以自己独特的行文方式，找寻一个民族发展的历史脉络，就成了我今天的努力方向。

我注意到，对于蒙古族母语诗歌创作，评论界有两种声音。

——“新中国成立以来，在党的民族政策的光辉照耀下，蒙古民族诗歌得到了空前的发展，一大批有才华的优秀诗人如雨后春笋般破土而出，并逐步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强有力的诗歌创作群体，把蒙古族诗歌创作推向了辉煌的巅峰”。（策•杰尔嘎拉《五彩缤纷的蒙古族诗歌》）。

——“新时期以来，蒙古语文学的断代现象已经很明显。母语写作几乎被沉重的现实压弯，在奋力挣扎中严重变形。蒙古游牧文明历史性的没落，促使很多作家变成了文化民族主义者，使蒙古语文学几乎成了民族主义文学”。 (海日寒《跨文化语境中的母语写作》)。

不久前，我在接受某杂志采访时已经回答了这个问题——一个民族的文化就是一条内容之河，它向前流动的力量来自不断注入的新内容。如果新内容的注入减少或者停止，这个民族的文化就会失去奔流的动力，就会停止下来，就会开始萎缩，就会走向消亡。

作为非“公共艺术品”（公共艺术品——这是你经常提到的一个概念）。你的长诗《灵石之啸》有这样几句：“脚踏黑色的记忆/我是昨天的活坟墓/心擎希望之世界/我是今天的新雕塑”。“在我灵之青峰上/迷雾开始沉淀/未曾涉足的时空结构/正在重新组合”。在我看来，这首诗是一个里程碑，或者起码是一个总结。然而直到24年后，你才基本上放弃了诗歌创作。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诗歌好比一只号角，是表达一个民族心灵感知的形式，所以那个时代，我选择了写诗这种方式。随着改革开放，社会节奏加快，多民族文化剧烈碰撞，诗歌渐渐远离了人们的生活，淡出了人们的视线。我于是慢慢放弃了自己钟爱的诗歌创作。

嗯，你同时悟到了：“水是一个聪明的家伙。自冒出泉眼的那一刻起,它就会准确地选择易于流动的方向。而人,远远没有水的聪明”。的确，有时候，“执着是一个人最大的毛病”。在一个翻天覆地的年代，每一个理想的拆迁户——比如我，都必须“无限地告别昨天”——老兄，别忘了，这可是你当年的诗句啊。

三

要不是命运的捉弄，特•官布扎布很可能会走进国家队，成为一名不算高大但却无法阻挡的篮球主力。要知道，生活最重要的技巧就是带球过人，然后把球儿投入无底的篮筐。事实上，人类的奋斗莫不如此。当然，那些犯规的人，必须罚出场外。问题是，在个别场地，可能还存在一些潜规则，比如黑哨什么的。这是闲话，和本文无关。

据我所知，除了早锻炼自编的八套动作，最近你一直在忙两件事，一是深研《蒙古源流》，为其作者萨冈•彻辰立传（他曾几度出现在你的梦里）；二是为新中国第一部大型纪录电影《长城》撰稿。这几天我越想越觉得有点儿意思。蒙古人——长城，长城——蒙古人，你很像夹在二者之间的一个和平使者啊——“在老黄历与新世纪的交接口呼啸”（25年前你的诗句）。

历史证明，随着人类和平理想的成长，仇恨越来越被政治战略所代替，而后者就成了化解仇恨、相互依存的根本保障。如果一个人，一个团体、一个人族人群，长时间地游离在整体之外，那么其对整体的态度、情感、认同等都将缓慢变异——并有可能最终演变成为一种敌视整体、破坏整体的巨大威胁。

该书译校者道润梯步先生指出，《蒙古秘史》是胜利进军的凯歌，而《蒙古源流》则是亡国后之哀音，且有“以传说取代历史”的倾向。但你却认为：“明末清初，当蒙古民族将不知去向时，这个名叫萨冈的人，却用他孤单的身躯，承担起了为一个民族书写历史的重任”。有评论认为，你的《蒙古密码》是对全部蒙古历史所做的哲学思考，那么正在撰写的《历史牧人­——萨冈传》是哲学的考古呢，还是史实的揭秘？——因为毕竟，四百年来，这个名叫萨冈的人，一直躲藏在岁月深处。

萨冈是一个令人梦绕魂牵的悲剧性人物，他亲眼见证了激情崛起的蒙古民族最终衰败的悲壮过程。在一抹帝国的残阳里，他抓住了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历史的马缰，并且用心灵承担起了自己的责任。《蒙古源流》曾引起乾隆皇帝的极大兴趣，并成为唯一收入《四库全书》的蒙古秘籍。只有破解作者的身世之谜，才能最终破译这部神秘的天书——这正是我为萨冈作传的初衷。我不认为哲学化、宗教化是文学的突破方向。《蒙古源流》是一块璞玉，我只是一个雕琢的工匠。我希望拨开历史的迷雾，写出一部真实可信的蒙古族英雄传奇。

相传萨冈被肢解处死。你女儿说得对——英雄乃身怀大义、慷慨赴死之人，对此我高度赞同。也就是说，英雄很像烈士，比如荆轲啊，项羽啊，卢武铉啊。然而当今时代，“英雄”几乎成了一个政治概念，这和古代有天壤之别。你的《长城》解说词：“今天，长城已经成为中华民族尊严与自豪的物态象征，是中华民族伟大精神的铿锵基因，更是中国版图一体相连而不可分割的历史见证”。这里的“中华民族”很可能也是一个政治概念吧？因为“中华民族”这个词几乎无法用蒙语翻译。

登高远眺，长城又何尝不是一个政治概念呢？唐太宗有言：“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这是相当伟大的政治眼光。我们有必要从长城开始出现时的人文意义、形势发展和战略内涵，尤其要从它退出功利用途之后带给中华民族的自豪和光荣等方面一一去认识和解读长城。

从《蒙古密码》到《长城》解说词，再到《历史牧人¬——萨冈传》，你一路从岁月深处走来，手里拿着在暗室里曝光的胶片。吕思勉《中国民族史》有言：“惟中原与南方地区，处于黄河、长江、粤江三大流域，川原交错，物产丰饶，幅员广大，交通便利，气候亦寒热温三带。由于汉族与南北各族人民之共同努力，故能大启文明，创建世界上之宏伟大国”。你曾自我怀疑——《蒙古密码》里的某些观点是否“太主流、太虚伪了”？（比如“人类的历史应该是一个仇恨化解的进程”。）果真如此，吕先生岂不同样“主流”、同样“虚伪”乎？

归根结底，一个作家，只能用作品来承担自己的社会责任，而不是用他瘦弱的肩膀。至于我，我知道自己生活在什么地方，也知道和谁生活在一起，更知道人们喜怒哀乐的根由是什么——因此，我知道应该写什么，应该怎样去写。

十几年前，借着酒劲儿，我为成陵题过一联，如有机会，我希望你能帮我推销一下。联曰：“神矣乎成吉思汗,巍巍之业,荡荡之勋,犹记弓张西北,箭落东南,虎视八荒,鹰扬四海,休兵革于朔方,揽亚欧于元图,大好河山,千古英雄怀剑去；美夫哉鄂尔多斯,浩浩其天,茫茫其野,还看马识夏城,驼迷秦路,鸥织云锦,雁叫霜晨,抱冰操于雪岭,聚宝藏于莽原,光明日月,九州胜迹待君来”。

请让我朗诵一段《蒙古密码》原文，来响应你的诗句：“当古埃及的国王们睡在金字塔下，当古代欧洲的君主们走进教堂的怀抱，当中原王朝的帝王们一个个长眠在国土上的风水宝地时，成吉思汗却以空灵飘逸的形式活在后人的心中，活在美酒和奶茶酿成的故事之中”。但愿我们的祖先在岁月深处的长梦永远平静安详。

好啊，老兄，虽然你已经很少骑马，但在你的胯下，却永远有一匹飞奔的骏马。这是一个非常自信、非常高傲的姿态。是的，历史是一个背影，但绝不仅仅是一个背影，或许它更像人类的未来。

好啦，文章到这里就该结束了，忽然想起你的一份“标准简历”，打开一看，标准是标准，但的确是太标准了。于是找出相机，调准焦距，咔嚓一声，翻拍如下——

特•官布扎布，又名苏尼古奇，蒙古族第三代母语诗歌代表人物之一。1957年生于嘎达梅林的故乡——内蒙古科尔沁大草原。此地林深草密，卧虎藏龙，今则以风干牛肉著称。文革时代，父亲是“非可以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本人是“非可以教育好的内人党子女”。12岁耕田放牧。15岁时，在一张父亲亲手制作的小木桌上，写出了平生第一首诗歌。学过木工，小眼吊线，惯用铅笔。胜任过民办教师、生产队副队长、乌兰牧骑创作员、出版社副社长，主持出版蒙古文出版史上第一部全集——《纳•赛音朝克图全集》。现任内蒙古文联副主席，内蒙古作协主席。其长篇历史散文《蒙古密码》畅销全国，屡被盗版，译著《蒙古秘史》被誉为“千年天书落地之作”。

特·官布扎布